今天闭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表公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学者秦前红认为，“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这三句话在党的历次决议文件中都没有提及过，“很有新意，表述具体，指向清晰”。

这三句话直接指向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操作性规定和程序，因此未来可能会出台宪法解释法，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方面有章可循，也方便进行违宪审查，“以执政党权威强调这个，对法治有推动作用。”

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虽然宪法对此有明确表述，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的解释权，究竟是根据客观需要自主解释，还是由某个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缺乏一个程序规则。这成为宪法实施的一个重大瓶颈，导致宪法实施三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过解释宪法的先例。

秦前红举例说，最高法制定司法解释的问题，理论界认为，最高法只能针对某个具体的案子，就适用法律问题做一个解释，但最高法经常是针对某一类情况出台一批解释规定，学界不认可，认为这是立法性解释，最高法有越权嫌疑。

说得再具体一点，全国人大制定了一部法律，最高法有时会就其中一个条款制定几十条解释出来。有的人认为，最高法这样是违背了宪法的赋权。

因为过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行使宪法解释权，这个争议一直存在，如果未来人大行使了宪法解释权，就可以解决这个争议。

再比如说，劳教制度、收容教育制度，一直被指责违宪，现在劳教制度已经废除了，但收容教育制度还存在，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

秦前红说，公报这一说法，意味着我国未来将强化宪法的落实。法治建设到了现在这个时期，不光需要落实具体法律，还要落实宪法的原则；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经常会出现立法之间“打架”、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打架”，为了法治的统一，一定要有一个统一解释，不能谁都有宪法解释权，谁都是宪法裁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