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等。会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国足球改革方案审议通过后，网友纷纷表示：中国足球有救了。

总览

习近平：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2月27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和《上海市开展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习近平强调，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协调抓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改革举措，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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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中国足球改革

为足球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

会议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

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要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坚持立足国情和借鉴国际经验相结合、着眼长远和夯实基础相结合、创新重建和问题治理相结合、举国体制和市场体制相结合，持续研究推动，不断总结改进。

发展振兴足球事业关键是把路子走对，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实人才根基，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要让校园足球、新型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足球等各种培养途径衔接贯通，使足球事业发展动力更足、活力更强。

体育界特别是足球界要抓住时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不仅要为我国足球发展振兴探索新体制，而且要蹚出一条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路来。

》各方反应

足协：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通过，无异于给中国足球从业者打了一针强心剂。中国足协相关官员在昨天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党和国家如此重视体育、重视足球，让中国足球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

《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中指出，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其中，进一步改革足球管理体制，推行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日前公布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方案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经提出，足球将成为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的突破口，各单项体育协会将逐步与行政脱钩，并要求中国足协拿出具体方案。

在联赛管办分离与协会改革方面，中国足协已有规划。足协相关官员表示：“中国足协的管办分离主要分两个层面，首先是政府与足协的分离，其次是联赛与协会的分离。在中国足球职业化20年之后，联赛与协会分离已具备了市场条件。一周后开踢的中超联赛，中国足协将不再参与管理工作，而是转由中超公司全面接管。中超联赛的具体办赛职能交给了中超公司，而中超联赛的监管工作、审查工作、俱乐部准入工作、纪律处罚工作则仍由中国足协执行局管理，这就实现了管办分离。”

足协相关官员表示，这虽然是中国足球体制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距离真正的管办分离、彻底的体制改革仍然有差距：“在党和国家如此重视足球的情况下，中国足球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机遇。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理清体育行政部门、足协、项目运营、市场开发主体的职能定位，在协会内部逐步实现行业管理与联赛组织的管办分离，并逐步实现行业管理与市场开发的管办分离。另一个着力点是通过人事、财务、外事等领域的改革，一方面扩大协会在行业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和绩效的考核，建立开放竞争的机制。”

俱乐部：仍有细节待调整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重要参与者，中超、中甲32家俱乐部始终关注着近两年连续出台的中国足球相关政策。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超公司36%的股权由中国足协掌握，各俱乐部分别拥有4%的股权。国务院46号文件中曾对“俱乐部话语权”有所体现：“完善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法人治理结构；改进职业联赛决策机制，充分发挥俱乐部的市场主体作用。”但俱乐部对自身话语权仍不算满意。昨天，一位担任中超联赛执委的俱乐部代表表示：“足协掌握着联赛所有商业资源，运营能力还很弱。俱乐部没有话语权，足球往往沦为赞助商自身的营销工具。今年是联赛与协会管办分离的第一年，办赛职能、商务经营等都交付中超公司，但仍有很多细节需要调整适应。作为俱乐部，我们期待拥有联赛话语权，也希望整个中超公司能激活联赛活力，在政策引导下，让中超联赛形成良性发展，让中国足球产业迅速膨胀起来。”

中超公司一位高层表示：“《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通过是我们足球人多少年的期待，这是中国足球真正的春天。但大政策，仍要寻求小变化。从国家层面讲，大的政策下有这么好的环境，但我们的基础还是比较差的。从俱乐部、裁判、竞赛、媒体、球迷等各个层面，还是要从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开始。不能因为有了‘大政策’就觉得中国足球会‘一夜之间暴富’。”

新的足球政策鼓励多元资本投入和通过资本市场发展壮大足球俱乐部，改革足球赛事收益分配机制，而投资者也闻风而动。在退出中国足坛多年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选择重返中国足坛。去年7月，马云宣布以12亿元参股恒大50%股权。

网友：中国足球春天来了

@谁的凌晨两点半：中国足球有救了。

@5404301677：必须把足球普及到中小学才会有希望。如果是急功近利式的足球，投多少钱也是空中楼阁。

@新浪体育：中国足球上《新闻联播》了！晚7点的《新闻联播》第一条就报道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通过的内容。

@深蓝财经记者社区：足改概念股：足球俱乐部（含大股东）：江苏舜天、泰达股份、中信国安、亚泰集团、上港集团、中信国安等。足球传媒：苏宁云商、粤传媒、电广传媒、乐视网。足球彩票、游戏：鸿博股份、姚记扑克、博瑞传播。足球用品：双象股份。赛事相关：中体产业、雷曼光电。

》背景

中国足球艰难改革之路

1.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此次会议在中国足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2.1993年的大连棒棰岛会议确定1994年甲A联赛成为职业联赛。联赛与国际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实行主客场赛制。会议还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进入世界杯16强。

3.2002年，天津塘沽足协工作会议第一次确定联赛取消升降级，全面为国足征战世界杯让路，职业联赛开始进入低潮。

4.2003年，足代会抛出《中国足球十年规划》，提出了关于职业联赛的一系列指标。但截至2012年，除了中超达到16支球队的指标外，其余关于中甲、中乙以及业余联赛、足协杯等所有指标，无一实现。

5.2004年，中超委员会在上海成立，职业联赛进入中超时代。

6.2005年2月，召开中国足协特别代表大会，针对2008年的奥运足球与世界杯预选赛，提出“女足进前四、男足进前八、国家队出线”等一系列目标。但最终国奥小组出局，女足止步八强，国足甚至连亚洲区十强赛都未闯入。

7.2014年12月28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透露，总局即将开启一系列改革，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足球将成为试点。另外，根据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件和中央巡视组巡视意见，体育赛事的审批手续将进一步简化，乱收费问题将得到遏止。

8.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2

抓领导干部干预司法

建防火墙与隔离带

会议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是要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建立防止司法干预的“防火墙”和“隔离带”，为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提供制度保障。

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关系，保证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有关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程序，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情况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作为考核干部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3

抓百姓监督司法权力

拓宽参与司法渠道

会议强调，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目的是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健全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对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重要意义。

要认真总结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监督程序试点和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试点经验做法，在人民监督员选任方式、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知情权保障等方面深化改革。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引入外部监督力量，改变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健全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机制，是对司法权力制约机制的重大改革和完善。

4

抓规范领导干部“身边人”

干部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中央有关方面将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方面的规定。上海市委提出了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的意见，这是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求的一个实际步骤。对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问题，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都有明确规定，关键是要落实到位，让规矩起作用。对上海进行这项工作试点，中央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跟踪进展，总结经验，在试点基础上扩大试点、逐步全面推开。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各级党委（党组）要重视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把它作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有关情况。

》解读

上海试点有利于推广到全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对于领导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中央很早就有过相关规定，只是在实施中未能得到贯彻和落实，导致相关腐败案件频发。

“十八大以来因为贪腐问题落马的官员，其中有大量是通过配偶、子女采取经商办企业的形式来进行利益输送。”汪玉凯说，我国市场经济中不仅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一些官员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通过权力的运作，对稀缺资源获取、倒卖，进行资本运作或不公平交易等，产生巨额暴利，“周永康一案可以说将‘三灰’演绎得淋漓尽致”。

汪玉凯认为，在新的反腐形势下，有必要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进一步规范，重新完善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并保证这些制度能够实施，“能否落实，是决定这些规定有没有成效的最关键环节。”

汪玉凯同时表示，现在股票、债券等都已经成为资本运作的一种，但在过去的规定中，这些并没有考虑到，官员配偶、子女等介入其中，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运作资本，这中间有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制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并给予其很高的权威性，保证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汪玉凯说，如果下一步能够在这方面有实际的举措，将会是从根基上清理腐败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上海率先进行相关的试点，从中央层面上来讲，有利于在进一步完善之后，形成相关的制度，并在全国推广实施。”汪玉凯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也是配合目前反腐的一种新制度的构建，将有效遏制通过情妇、配偶等身边人进行利益输送的腐败，也可以防止官员们因为这方面的问题而走上腐败道路。（记者孙永军陈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