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夫妻之间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对采取何种夫妻财产制所作的约定，是双方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进行内部分配的结果，在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

——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结婚作为客观事实，已经具备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示。而夫妻之间的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作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故就法理而言，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范畴。因此，当夫妻婚后共同取得的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根据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是否有效、有无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只要有充分证据足以确定该不动产的权属状况，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第三人主要是相对于婚姻家庭关系外部而言，如夫妻财产涉及向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处分物权，就应当适用物权法等调整一般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对于夫妻家庭关系内的财产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中，《分居协议书》约定“财富中心房屋归李某某拥有，李某某可以任何方式处置这些房产，唐某甲不得阻挠和反对，并有义务协办相关事务。”该协议书系唐某甲与上诉人李某某基于夫妻关系作出的内部约定，是二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的结果，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财富中心房屋并未进入市场交易流转，其所有权归属的确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与流转安全。故唐某虽在本案中对该约定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其作为唐某甲的子女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因此，虽然财富中心房屋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双方因房屋贷款之故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原则不应影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的效力。且结合唐某甲与李某某已依据《分居协议书》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应房产之情形，应当将财富中心房屋认定为李某某的个人财产，而非唐某甲之遗产予以法定继承。

2.认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综合因素确定。未成年人的近亲属没有监护能力，亦无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直接指定具有承担社会救助和福利职能的民政部门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张某诉镇江市姚桥镇迎北村村民委员会撤销监护人资格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8期）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但张子鑫的父亲张阿林是视力一级残疾人，无固定工作和生活收入来源，不具有担任张子鑫监护人的能力；张子鑫的母亲徐芳是智力二级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身的行为，也不具备担任张子鑫监护人的能力。张子鑫的祖母张秀芳和外祖父母李云洪、徐庆娥，是法律规定的应当担任张子鑫的监护人的“近亲属”，但也均因身体和经济原因，不具有担任张子鑫监护人的能力。申请人张某作为张子鑫的姑姑，是张子鑫关系较密切的亲属，其担任张子鑫的监护人，应以自愿为前提。现张某在被姚桥村委会指定为监护人后向法院提出撤销监护人指定的申请，表明其不愿意担任张子鑫的监护人。且张某自身是视力一级残疾，其丈夫虽然并无残疾，但两人现有一个三岁的儿子需要抚养，同时两人还需负担照顾母亲张秀芳及哥哥张阿林的责任，再由其担任张子鑫的监护人抚养照顾张子鑫，并不妥当，也不利于张子鑫的健康成长。

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条的规定，判决撤销原指定监护人的，可以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鉴于张子鑫的父母和近亲属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应当由张子鑫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于张子鑫的父母均无业，没有工作单位，只能由张子鑫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张子鑫作为一个刚满９个月的婴儿，既需要专门的场所来安置，也需要专门的人员来照顾，更需要一大笔经费来保障其成年之前的教育、医疗以及日常生活，若由张子鑫住所地的姚桥村委会担任其监护人并不能够使其得到妥善安置。而张子鑫住所地的镇江市民政局承担着接受孤儿、弃婴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等社会职能，其下属的镇江市儿童福利院，承担社会孤残弃婴的养、治、教、康等职能，确定镇江市民政局担任张子鑫的监护人，由镇江市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可以为张子鑫的生活和健康提供良好的环境，更加有利于张子鑫成长。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一、撤销被申请人姚桥村委会关于指定申请人张某为张子鑫监护人的指定。二、指定镇江市民政局为张子鑫的监护人。

3.婚姻当事人之间为离婚达成的协议是一种要式协议，即双方当事人达成离婚合意，并在协议上签名才能使离婚协议生效。双方当事人对财产的处理是以达成离婚为前提，虽然已经履行了财产权利的变更手续，但因离婚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而没有生效，已经变更权利人的财产仍属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

——莫君飞诉李考兴离婚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12期）

广东省怀集县人民法院认为：离婚协议是解除夫妻双方人身关系的协议，该协议是一种要式协议，必须经双方当事人签名确认才能生效，即双方在协议上签名画押是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否则，即使有证人在场见证，证明双方达成离婚合意，但由于一方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名确认，在法律上该离婚协议是没有成立的。莫君飞于2010年5月草拟离婚协议一份交给李考兴，虽然李考兴口头答应离婚，且双方履行了共同财产分割的部分，可以认定双方对离婚达成了合意，但是由于李考兴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名导致离婚协议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且事后李考兴反悔不愿离婚，因此不能根据仅有一方签名的离婚协议判决双方离婚。

本案离婚协议是属于婚内离婚协议，所谓婚内离婚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解除婚姻关系为基本目的，并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达成的协议。婚内离婚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一方或者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方面作出有条件的让步。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中关于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的约定，不能当然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直接依据。莫君飞与李考兴在协议离婚过程中经双方协商对财产分割进行处理，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进行了变更登记，但由于李考兴并未在离婚协议上签名，达不到离婚协议的成立要件，因此，该婚内离婚协议无效，即按该协议所进行的履行行为也可视为无效。

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当承包农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当承包经营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不能由该农户家庭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更不能作为该农户家庭成员的遗产处理。

——李维祥诉李格梅继承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2期）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认为：以家庭承包方式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主要目的在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其本质特征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因此，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个人财产，故不发生继承问题。

家庭承包中的林地承包和针对“四荒”地的以其他方式的承包，由于土地性质特殊，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收益期间长，为维护承包合同的长期稳定性，保护承包方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条的规定，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也可以继续承包。但是，继承人继续承包并不等同于继承法所规定的继承。而对于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法律未授予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的权利。当承包农地的农户家庭中的一人或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该农户的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当承包经营农户家庭的成员全部死亡，由于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以集体成员权为基础，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归于消灭，农地应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分配，不能由该农户家庭成员的继承人继续承包经营。

本案中，讼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属于李圣云家庭，系家庭承包方式的承包，且讼争土地并非林地，因此，李圣云夫妇死亡后，讼争土地应收归当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行分配，不能由李圣云夫妇的继承人继续承包，更不能将讼争农地的承包权作为李圣云夫妇的遗产处理。

5.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利用他人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并使女方受孕后，男方反悔，应当征得女方同意。在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男方死亡，其后子女出生，尽管该子女与男方没有血缘关系，仍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男方在遗嘱中不给该子女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不符合继承法规定，该部分遗嘱内容无效。

——李雪花、范洋诉范祖业、滕颖继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7期）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范顺祥因无生育能力，签字同意医院为其妻子即李雪花施行人工授精手术，表明了想通过人工授精方法获得其与李雪花共同的子女的意思表示。只要夫妻双方同意通过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无论是与夫妻双方还是与其中一方没有血缘关系，均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范顺祥因病，对签字同意施行人工授精手术一事表示反悔，但此时妻子李雪花已经受孕。范顺祥要反悔此事，依法必须取得李雪花的同意；在未取得李雪花同意的情形下，范顺祥的签字就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以其单方意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因此，范顺祥在遗嘱中否认其与李雪花所怀胎儿的父子关系，是无效民事行为。李雪花生育的范洋，是范顺祥的合法继承人。

被继承人范顺祥明知李雪花经其同意，已经通过人工授精手术受孕，但在立遗嘱时以其不要这个孩子为由，将自己遗留的房产全部交给父母继承。范顺祥死亡后，范洋出生。范洋是范顺祥的婚生子、合法继承人，出生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范顺祥没有在遗嘱中为范洋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不符合继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因此在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范洋留下必要的遗产，剩余部分才可以按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本意在于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一般只适用于对夫妻外部债务关系的处理。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纠纷时，不能简单依据该规定将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他人民法院依据该规定作出的关于夫妻对外债务纠纷的生效裁判，也不能当然地作为处理夫妻内部财产纠纷的判决依据，主张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仍负有证明该项债务确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

——单洪远、刘春林诉胡秀花、单良、单译贤法定继承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5期）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胡秀花向徐贵生的借款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胡秀花在二审时提交了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05）雨民一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系在本案一审判决后作出），该判决书虽然载明“此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被告胡秀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遂依据原告徐贵生的陈述以及借条等证据认定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判决由胡秀花向徐贵生偿还人民币20万元”，亦不足以在本案中证明胡秀花向徐贵生的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该判决为处理夫妻对外债务关系，将胡秀花对徐贵生的借款认定为单业兵与胡秀花的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之规定。

但前述规定的本意是通过扩大对债权的担保范围，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诚信，故该规定一般只适用于对夫妻外部债务关系的处理，在处理涉及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纠纷时，不能简单地依据该规定，将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他人民法院依据该规定作出的关于夫妻对外债务纠纷的生效裁判，也不能当然地作为处理夫妻内部财产纠纷的判决依据，主张夫或妻一方的对外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当事人仍负有证明该项债务确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本案中，由于单业兵已经死亡，该笔债务是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会直接影响其他继承人的权益，胡秀花应就其关于该笔借款属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充分举证。根据现有证据，胡秀花提供的借条的内容不能证明该笔借款系夫妻共同债务，且在本案一审期间，亦即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2005）雨民一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作出之前，该借条不在债权人手中，反被作为债务人的胡秀花持有，有违常情。鉴于二审中胡秀花不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笔债务确系夫妻共同债务，故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7.遗嘱执行人在遗嘱人没有明确其执行遗嘱所得报酬的情况下，与继承人就执行遗嘱相关事项自愿签订代理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收取遗嘱执行费，不属于律师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的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的情形，应认定代理协议有效。

——向美琼等人诉张凤霞等人执行遗嘱代理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期）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民事主体有权处分自己权利。张凤霞作为熊毅武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在熊毅武没有明确其执行遗嘱应得到报酬的情况下，与继承人熊伟浩、熊萍等人就执行遗嘱的相关事项签订协议，并按照该协议的约定收取遗嘱执行费，不属于律师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的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为双方当事人代理的情况。故对要求撤销或宣告两份委托代理协议无效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8.为追求结婚目的给付的财务属于赠与行为，由于结婚不能实现，为结婚而赠与的财物应当返还。

——杨清坚诉周宝妹、周文皮返还聘金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3期）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认为：杨清坚是为与周宝妹结婚，才给付周宝妹、周文皮23万元聘金。双方未办结婚登记，而是按民间习俗举行仪式“结婚”，进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这种不被法律承认的“婚姻”构成同居关系，应当解除。杨清坚在同居前给付聘金的行为虽属赠与，但该赠与行为追求的是双方结婚。现结婚不能实现，为结婚而赠与的财物应当返还。

9.离婚时已经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一方在离婚后诉请另一方以离婚时分割的财产，对婚内夫妻之间发生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的，不予支持。

——石权诉邓国芬人身损害赔偿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0年第2期）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石权与邓国芬对财产并无约定，邓国芬除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处理权外，没有个人财产，这就决定了邓国芬不存在对夫妻之间发生的损害进行赔偿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石权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妻子邓国芬砍伤后，治疗的大部分费用已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支付。离婚后，又按照当时各自的具体情况（包括石权的受伤情况）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故石权在离婚后诉请邓国芬以离婚时分割的财产，对婚内夫妻之间发生的人身损害进行赔偿，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0.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人工授精子女抚养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1期）

受理此案的人民法院认为，某女与某男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双方同意离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一子，是夫妻双方在未办理书面同意手续的情况下，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所生。实施人工授精时，某男均在现场，并未提出反对或者不同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7月8日在《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复函》中明确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某女和某男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孩子，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某男现在否认当初同意某女做人工授精手术，并籍此拒绝负担对孩子的抚养义务，其理由不能成立。

1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获得的奖牌等荣誉象征，有特定的人身性，离婚时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刘玉坤诉郑宪秋离婚及财产分割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关于刘玉坤参加国际、国内残疾人体育比赛所获奖牌、奖金问题。奖牌和奖金，虽然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但奖牌系刘玉坤作为残疾人运动员的一种荣誉象征，有特定的人身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所得奖金，因已用于支付刘玉坤制作假肢、治病等费用，系家庭的共同支出，已无财产可分，郑宪秋要求平分，于法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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