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亚云：现在我们进入问答环节，我们之前收集了一些问题，现在由我代为提问王老师。第一个问题，当前南海舆论战我国面临的形势怎样？如何打好南海舆论战？

王江雨：谢谢亚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很大但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就实话实说了。第一个问题是南海舆论战我国面临的形势怎么样，答案很简单，不怎么样，很艰难。应该说在四处被别人指着鼻子骂的状况，据我国自己所说是得到了多少多少国家的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哪个国家非常明确的，公开正式的声明支持中国的立场，大家的立场很简单，就是说要友好解决，和平解决，要符合国际法。

（如何打好南海舆论战？）实际上，因为中国不参与的原因，在第一步的舆论战中已经大大的落后了，可以说一开始就输了，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去弥补的问题了。至于说如何打好舆论战呢（笑），这是确实是有点比较中国化的问题了，把它视为一场战争，（笑）视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下，这样问是可以接受的啦！不过我可以提建议呢，第一点，一定要去改变那些比较僵化的陈旧的话语体系，要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语言，尤其是要用大家可以接受的国际法的语言去阐述你的观点。现在有很多各国大使在报纸上，国外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说实话，内容千篇一律，而且比较教条，比较僵硬，没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我觉得很难为当地的受众所接受。而且有些发表的文章，在发表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被当地的报纸啊、或是当地的专家啊批驳，而且人家的批驳都是引用的国际法的观点，所以一定要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上做一下改进，在很大程度上你要去说国际法的语言，一定要speak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也不是做不到，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因为西方国家有一些人抵制奥运会，所以傅莹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那篇英文是很好的，很感人的，很讲道理的，按照像我在英美国家长期生活的人的感觉，也可以接受这种说话方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外交官或政府官员也不是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说一定要用心啦！

亚云：王老师说的我们都感同身受，的确因为南海问题我们都在国外受到了不少的责难。但是危机也是转机。目前我们的舆论和话语体系，也是在很艰难的突围阶段。speak th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law !

王江雨：对的，亚云说的很对，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改变的，要改变，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亚云：在舆论方面，很多西方观众一看电视，看到九段线的地图，就误以为中国是把九段线里都归为己有，然后得出中国太霸权的印象。我这里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为什么模糊化，不给明确定义？用意在何处？九段线未来在国际法上怎么取得法律地位呢？

江雨：第二点呢，就是要去影响他们的学者，说实话，（南海问题）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西方社会，国际社会一些法律问题是非常依赖学者的表述，政府的表述都不是很全面的，而且政府的表述本身都不是很可信的，说实话，中国政府有观点，美国政府也有观点，但是在公众眼里边，各方政府都是都是利益相关者，而且政府本身在西方就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没有像在中国这种，政府是带着一种天然的尊严和可信感，对吧。

一个方式就是，你要派自己的学者，而且是功力比较深厚的学者，研究的很扎实的学者去跟国外的的学者去接触。我前面说过，这个裁决本身是有很多问题的，它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事实上这个裁决出来之后，有一些英美的学者，包括牛津的一个副教授，就发表了一篇蛮好的文章，就指出了仲裁庭在法律上的一些缺陷，他的文章我看了，很扎实，很有道理，你也不用去收买他。有很多一些客观的人士愿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分析。学者影响别人的前提是自身的研究比较扎实，而自身的研究要扎实的话呢，说实话要在国内有一个宽松的，允许说话、允许讨论的研究环境，说实话，很遗憾我自己的观察是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在一个外交无小事的气氛下，一些国际法律问题就被转化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极其神圣的外交问题，就不能谈，不能自由讨论。甚至是在体制内部都没有一个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在体制内部都无法集思广益，那么你也拿不出最佳方案来。所以呢，要放开国内的舆论环境。

王江雨：关于九段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提的问题都非常专业。中国在九段线问题上为什么模糊化，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原因，完全是个人猜测。第一个原因是，很多包括我，因为我是做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交叉研究，所以跟一些国际关系的学者有交往，我感觉到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呢，因为战略模糊，而不显露自己的底线，不显露自己的心事，就能够让对方不明所以，所以取得一些战略利益，我对这个逻辑 也不是看的很清楚。但是很显然这个观点在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决策者中有一定的市场。第二个模糊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技术问题，包括两方面：第一，九段线怎么划？说实话，现在人家全世界，美国人都知道了，说我们的九段线连具体的经纬度都没有公布，九段线到底划在哪里，地图上有，但是每段线具体的经纬度是什么，说实话都没有。另外一个与九段线技术相关的问题就是实力问题，你如果明确了以后怎么办，比如说你明确它是你的领海，海疆线，全球贸易的一多半都从南海过，那么从此以后，人家都算是从你的内海通过，但你也不能怎么样，人家飞机也来，军舰也来，美国的双航母也都来了，你也没法执行。既然无法执行，那么你的法律也没有用，有点自取其辱的意思，对吧？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中国应该主张对九段线以内的岛礁的主权和对相关水域主张主权，我不宣布九段线以内都是我的领海，但是土地都是我的，然后根据“以陆定海”的原则呢，我该有领海的有领海，该有专属经济区的有专属经济区。这个听起来很顺畅，但是在法律上一定要注意，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既然说它不是你的领海，你把九段线划了以后，说这里面的陆地什么都是我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法律技术上的问题，就是在菲律宾所提出的问题，它到底是岛、是礁还是低潮高地，这还是应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如果它不是岛，而只是礁的话，它只有领海但是没有专属经济区，如果它是低潮高地的话，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还是什么都没有。相比之下，你说它是我的领海，九段线是我的领海线，里面的东西不管一草一木，一条鱼，一根珊瑚，什么都是我的，这个主张当然就很清楚了，但是在国际政治上无法说通。所以九段线的地位中国自己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有很大关系，九段线怎么定，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南海到底想要什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是想把它全部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领海呢，还是与他人共享？理论上讲你把它全部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领海也可以，而且这样法律上最简单，但第一是实力问题，实际上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像领海一样去控制它。另外一个还有国际影响的问题，这个是根本性问题所在。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给九段线下明确的定义有很多困难，不管是在总体战略方向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有很多困难。

主持人亚云：王老师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两个角度去公允、视野开阔地思考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南海状态的危机系数有多高？各国应该如何达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美国川普当选，若执行全球力量收缩，南海争端国又会做何反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裁决结果出来之后，对中国不利，那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或反制措施？仲裁案输了，关系搞僵了，中国能够从哪里着手作为切入点来改善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以最终实现共荣呢？

王江雨：谢谢亚云，谢谢你对我的评价。我确实希望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些国际问题。关于南海的危机系数有多高，目前来看对抗是很明显的。具体回答你这个问题，危险系数有多高要看中国的态度，而不是看美国的态度，为什么看中国的态度而不是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明显。美国的军机、军舰、双航母大摇大摆地进来，双航母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的也大模大样进来，美国就是一副大模大样地和你对抗的态度，只要你敢轻举妄动，就随时可以和你开战。所以美国就在观察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假如中国不要和美国开战的话，就不会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假如中国也要孤注一掷跟他战的话，当然中国也有这样的权利这样做，你美国既然采取这种霸权的姿态，强硬的姿态，也没有理由要求中国退让，毕竟中国在南海还是有合法权益的，所以这就是一个两军相逢勇者胜的问题。所以涉及到双方对各自的实力与自己的战略目标做一个详细的盘算，你决定要怎么做。我觉得中国目前肯定不希望在南海问题上跟美国对抗的，比如说美国派出一个航母舰队，然后中国也派军舰和他大模大样去对抗，或者说把东风21D，东风26这些所谓的能够导弹打航母的杀手锏摆出来。是不是要这样做，是不是值得这样做，那就要看中国方面对自己的判断。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美国这样做，他其实是一只纸老虎，摆出这个架势就是为了吓人。你要真去跟他干一仗的话，他说不定也就退让了，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说1988年的时候那个“我舰奉命撞击你舰”的美苏对抗传说。当时美军舰进入黑海苏联领海，苏联海军应对美舰的两艘护卫舰，虽然吨位远小于来犯美舰，但在警告之后，果断撞向两艘美舰，当然各自都有部位受伤。据说苏联军舰在撞击之前非常英武地对美舰发出警告说，“我舰奉命撞击你舰”（也有说苏舰说“打击”的）。不管是不是说过这原话，撞击事件是真的。此后1989年美苏就达成了一个关于避免危险军事行动的协议。所以，果断而有智慧地迎击也是一个选项，这个涉及到一种战略判断。

关于如何实现稳定的平衡？我前面也讲过，南海问题是一个被人为炒作大的问题。而且是被大国势力炒作，说实话现在大国势力不仅仅是美国了，包括美国的仆从国包括日本在内。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霸权了。这些大国背后另有战略目标，所以要借助南海问题把他炒作大。在这个时候炒作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南海自身的重要性的问题。要是它重要的话呢，在六七十年代你就可以像现在这么干，或者说你再过三十年去解决南海问题，也是可以的。南海问题不是什么迫在眉睫的问题，它的稳定的关键，在于大家在战略上要达成互相的谅解，要明白彼此的战略目标，要关注对方的利益，但是也要各自作出退让。在战术上呢避免引起直接的冲突，尤其是军事冲突。这个就需要中国跟美国去谈了，南海问题现在已经被转化成一个中美对抗的问题，但它的出发点其实是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的问题。现在迫在眉睫应该做的呢，一方面是与美国进行战略对话，另一方面也要尽快与菲律宾和越南进行对话。不把矛盾再进一步激化了，否则是得不偿失的。

关于川普当选，美国会不会全球收缩？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对政策作出调整，但是我觉得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不会作根本的变化，如果做根本变化，那么美国所主导和维持的全球体系就会坍塌了。川普要求的其实本质上讲的是钱，要求盟国多出钱，比如要求日本多出钱，反正你压一压呢，它也会多出点钱。如果他要改变美国历届政府在全球，具体而言在亚太在亚洲，达成的安全结构，他个人作为总统是实现不了的，军方也有它自己的利益在，美国总体有他的安全目标和战略目标在，它的体制的巨大力量也是可以把他拦住的。

关于仲裁裁决本身，我是有这么几点想法的。如果裁决出来之后对中国不利那中国怎么样去应对。第一点呢，是关于裁决本身，裁决本身不利也就不利了，对于裁决本身你也改变不了。它也没有什么上诉机制去更改它。当然你一定要去反驳它，它肯定是有的缺陷，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这个裁决做的再好，它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对中国不利的部分的一定要去批驳，但是批驳不应该是像外交部那种的，指着鼻子去骂人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像某些官媒那种的去指责人家政治动机，动机不纯之类的。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是组织学者讨论，甚至说都不用去组织，说实话只要你放开讨论，让国内的学者自由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国际上自然也会有很多人，许多立场比较客观的学者也会主动去批判这个裁决的。当然你自己也要有意识去做一些推进工作，比如说编一些书，鼓励学术文章的发表，当然要是纯学术地去分析，实事求是地、客观的根据学术本身的规范去分析，然后把它组织成册，出一些实在的东西，让大家很容易的从某一本书能够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人担心说，越南把菲律宾的起诉书改个名字，换一些东西，就可以拿来照样去起诉。很多人担心越南这样做，其实我自己倒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如果越南起诉，这次你就派出一个国际法团队，找一些国际国内的优秀的国际法的律师、海洋法的律师、学者，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堂堂正正的从一开始的阶段去参与，把自己的观点亮明，充分阐述出来，这实际上是中国把自己的法律立场进行说明的一个大好机会。

这里要讲一个所谓的惯例，也可以说是一个权谋性的东西。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主张，就是说大国有一些自然的特权，可以参与程序，但不一定接受裁决。我参与，尤其是参与管辖权阶段，影响仲裁庭的组成，然后我强大的律师团队把我的观点呈现出来，去影响仲裁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预感到裁决结果在实体问题上对我不利，我还可以不接受，简而言之就是“参与不接受”，这个可以说是大国的特权，不仅中国这样做，美国也这么做过。在著名的“尼加拉瓜”案件当中，在管辖权阶段美国是充分参与了的，他把自己的道理讲清楚了，管辖权问题输了之后呢，他就跑了不参与了。但是，国际法院有一个美国法官，Schwebel法官，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法官，这个法官曾经在美国政府工作，做过国务院的法律顾问。他自己支持美国的观点，虽然说在尼加拉瓜案中美国输了，但是Schwebel法官自己写了反对意见。要紧的是他的反对意见要比判决长一倍以上，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长达五百三十多页，洋洋洒洒道理说的很充足的，而且他说的都是国际法语言，他是根据国际法作出分析的，也就是说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两面说的，因为大家对事实的理解，对法律本身的理解都会有差异，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说理，但是也要注意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规范，不是说你任性的说理，你要依据它的规范去说理，这样至少你在形象上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损失。

讲到要以这个为切入点去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还是我前面所说的，要真心实意的去和周边国家谈，尤其是那些“声索国”，谈一些真正能够互利的措施，而且要讲情理。比如说菲律宾起诉的一个原因就是黄岩岛，菲律宾渔民不能捕鱼了，黄岩岛是他们的传统渔区，很多渔民都是依靠这个地方生活的，所以它的国内就造成很大的压力。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主张主权，政府的船只、公务船和军舰你可以赶走，但是渔民的捕鱼船就没必要去干扰它了。这些不仅适用菲律宾，包括中国跟马来西亚都有这样的纠纷。说实话，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些岛礁的主权问题，我自己感觉应该不会敏感到像中国长期以来的观点“什么地方是我们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它有些地方是可以商量的，就是你利用一切机会跟他去谈。比如说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去和菲律宾的新任总统谈，你给他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换取他在南海问题上不要去大吵大闹，不要拿裁决过多的说事儿，这都是有可能的。

亚云：我知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跟王老师自由交流，我这里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最新动向：中俄针对“某些”国家发表声明，并提出修正国际法的提议，会对未来南海问题的发展造成怎样的影响？

王江雨：好的，谢谢亚云。我觉得中俄今天发表的这个声明是挺有意思的。当然他强调的都是一些国际法的基本原理了，对我们写学术文章很有用。那么你就可以去引证它，中国俄国这些大国不是国际体系的“反贼”，不是国际法的反叛者，至少他在名义上，形象上，大的原则上是遵守国际法的。我觉得这个声明应该是根据中方的要求去发布的，或说是中国所推动的，但是这个声明本身，也许是我看的不够仔细，我没有找到俄罗斯明确支持中国在南海立场的条款、文字，甚至是支持中国不参加的立场，或者至少说一声支持争端双方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文字我都没有看到，也许是我看的不细致啦！俄罗斯毕竟是一个域外国家，他发这个声明，就南海问题而言，他是为了配合中国目前的需要，这也不伤害他什么。但是俄罗斯在东南亚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他也不可能无条件的，或者说非常坚定地去支持中方，去火中取栗。

主持人亚云：现在进入自由提问环节。

宋XX：谢谢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菲律宾新总统会对南海问题有何影响？会改善还是把中菲问题弄得更严重？

王江雨：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菲律宾的新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强的投机心态，就是他要看好处的啦。前面我讲过，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敏感，所以这其中大有可以交易的成分，菲律宾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如下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中国跟他的双边谈判中，从中国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包括一方面帮助他经济发展经济援助的好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南海的争议，尤其是黄岩岛的争议，中国能够做出多少让步，比如说允许他的渔民去捕鱼；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呢就是美国的压力，单纯从中国这里取得好处，但是美国给他压力，他也是撑不住的。

蔡XX：谢谢，我想问我们声称的历史性权利国际认可度有多高？

王江雨：谢谢，这个关于历史性权利的问题。国际认可度说实话不很高，当然这个不是说单单对中国的主张的认可度不高。而是对历史性权利说法本身在国际法上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相关的国际法论述、literature本身就很少，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胡伯法官(Huber法官)在帕尔马斯岛仲裁案（Palmas）中提到的几句话而已，零零星星还有一些国际法学家的说法，但它不成体系。所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实际上没有提到过历史性权利的，如果你了解海洋法公约的话，它没有说什么historical right，它只说historical title,你对某些地方有一些主张、权益，但并没有提到历史性权利本身。说实话中国政府自己从来没有正式提过历史性权利这个说法，你去查中国政府的主张，包括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他都说我们的权利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但是从来没有历史性权利这个正式的说法。关于历史性权利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其实不光中国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当然是有历史性权利的，但是周边的其他国家也可以说自己有历史性权利，毕竟他们的人民也是在那边生活很久了。当然中国历史性权利的主张肯定要比其他国家强一些，原因在于中国有文献，而其他国家像越南、菲律宾的文献是不足的，中国的文献可以最早追溯到汉朝，当然那个时候帝制时期，封建时期有没有主权这么一说是另当别论了，但中国对南沙的历史性记录是最多的，就是说中国的documented evidence最多，这是中国的强项了。

娜XX：谢谢王老师！我的问题是：各国为了实现对南海岛屿的实际占领都采用了哪些手段，中国的手段真如周边国家所说是最强硬的吗？

王江雨：关于对南海的实际占领都采取了哪些手段呢，七十年代的时候，越南占了很多，菲律宾占了很多，手段呢就是建高脚屋，派兵驻守、修跑道，其他国家都干过。我自己在一篇英文文章里指出说，说你不能指责中国建人工岛、修跑道的行为，其他国家早就做了，越南还一直在做，最近一次是几年前。但是，中国做的规模最大。中国做的规模非常大，你在一两年内做的，人家几十年做的东西加起来再乘以几十倍也没有你干得多，所以这就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但是性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也跟其他外国朋友讨论的时候，也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理由去指责中国，在性质上讲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中国。

陈XX：老师能不能讲讲日本在南海争端的主要做法和动机？

王江雨：关于日本的主要做法和动机，日本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日本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始终是追随美国的，现在日美安保条约的升级了，日本追随美国追的就更紧了。所以美国既然这样做，他就会积极配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警惕心，这几年非常的明显，伴随着它失去亚洲经济第一的亚洲老大的失落感，日本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安倍上台之后，尽可能的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去败坏中国的一切事情，大到去构建民主之链，民主之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遏制中国的扩张野心，小到去争个修建高铁之类的，日本这几年展现出来是“能坏事就坏事”，几乎成为这几年日本政策的惯性了。还有一个说法是，是搞国际关系的人的自然的猜测了，日本介入南海就是希望在减缓的战略上牵制中国，因为日本与中国主要还是钓鱼岛问题，所以就是在南海把中国纠缠住，让你陷落在那里，你就无暇顾及钓鱼岛问题了。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船只在东海频频进入日本领海，也是一种反牵制。

主持人亚云：其实我也想问一个自己的问题：这次南海仲裁案，给中国国际法的发展，有哪些反思和启发呢？

王江雨：谢谢大家。关于亚云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两句。对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虽然南海问题上仲裁案我们陷入了被动，但是对中国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的研究是所谓的一个unintended benefit，一下子使国际海洋法成为显学，今年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年会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得益于亚云他们创办国际法促进中心的功劳，我也看到很多报道，包括好多中国搞国际法的学者都是我的好朋友，也听到了许多说法。显而易见，国际海洋法现在成为一个热点，连带着国际法研究整体跟着也受益。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十五到二十年后，中国优秀的国际法学者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到时候你就可以派出一个强大的国际法团队去解决中国面临的任何国际法层面的问题，这个事情对国际法本身是很好的，有一点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思！

陈XX：可否请教王教授一个技术问题，仲裁庭仲裁员现有组成成员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

王江雨：对于仲裁庭的专业性和倾向性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国内以前有几篇文章，甚至是官媒的文章，有一些说法都不是很得体的。当然，任何仲裁员，任何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家国感情，宗教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国际法学界的专业人士，他对这个专业基本的规范，基本的原理，基本的伦理是会有一个共识的。那就是说国际法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专业修养相当高程度的，包括这几个仲裁员在内的，他专业本身，行业本身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职业伦理，基本的职业自尊，都要求他要根据法律本身，要实事求是地去审这个案子，所以总体上讲我对这几个仲裁员个人的操守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或者出于我刚才讲的几个原因，有强烈的偏见，你也可以看他们发表过的文章，看他们过去裁过的案子，他们中有几个人过去裁过一些很有名的案子，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很公正的。而且你去看庭审的笔录，我前面说过因为中国没有派人出席，所以对于菲律宾一方代理人提出的观点主张里的法律缺陷，仲裁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是穷追猛打的，是非常犀利的对他们提问的，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中方律师的作用了。因为中国没有参加，所以很难对他们的观点有直接影响。目前看不出来这几个仲裁员在专业上，职业态度上会对中国存有偏见，绝对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至少在我看来。

柳X：王教授，还想请问一下，有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来管理南海，您觉得适用性多大？有什么挑战？辛苦教授了。

王江雨：关于这个借鉴北极理事会模式的问题，北极理事会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其特点在于北极本身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主之地。当然，加拿大、俄罗斯等北极周边国家现在都开始提出自己的声索了，北极理事会虽然它也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能够说得到一起去的，所以他们的运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在南海的问题上，各方的主张冲突比较大，这些冲突还是需要磨合相当长的时间，目前的任务是平息事态，第一是不要让冲突演变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去损害和平；第二，就是不要让它损害你的长远利益，比如说中国应该明白自己和周边国家的长远利益，远亲不如近邻，你的长远利益是实现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你把它绑上你经济的战车，让它成为你经济的后院，那么很多问题到时候就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最主要的是要提出一个南海战略，就是你在南海要实现什么样的长期的战略目标，然后你的短期、中期、长期规划是什么，现在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很多事情都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失误，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提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