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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合同效力是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所产生的约束力。合同的效力可分为四大类，即有效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合同效力是依法裁断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基础与前提，对于正确处理相关合同纠纷极为重要。本文系统整理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出版物刊载的有关合同效力认定的指导性案例，从中提炼出77条合同效力的审查认定规则。

 

 

一、合同的生效

 

1、约定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作为生效条件的合同效力认定

 

典型判例：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与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59号）

 

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约定以一方当事人的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该方当事人即负有及时报请其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如果该方当事人怠于履行上述约定义务，在合同业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成立，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他人利益且已部分履行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合同已经生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虽约定了信达总公司批准后生效的条件，但因批准协议是信达总公司与其分支机构信达兰州办内部的审批程序，且合同约定了信达兰州办单方促使合同生效的义务，故信达兰州办不得违反约定拖延报批甚至不报批来对抗合同的相对方，以使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一方既未履行合同义务又以内部程序使得效力待定的合同未生效，而获得合同未生效后的更大利益，这将使得合同相对方处于不利境地。信达兰州办应积极向信达总公司提出申请，即使信达总公司没有批准，也应当及时通知亚盛集团。但是，从2003年 12月签订协议到2005年10月提起诉讼长达近两年的时间，信达兰州办是否向信达总公司报批、是否获得批准均没有通知亚盛集团。《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是经过双方协商签订的，约定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也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并且亚盛集团为此又支付了200万元，部分履行了该协议。综上，合同约定以一方内部因素为生效条件的，负有促使协议生效义务的一方未履行约定义务，在合同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损害他人利益并经双方签字盖章成立，且已部分履行的前提下，则应当认定合同已经生效。信达兰州办关于《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仅为一份意向性草签协议且未经过信达总公司批准，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上诉主张，因与事实和其应承担的义务要求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0期（总第132期）。

 

2、转让合同权利、义务未办理“报批”手续的合同效力及其责任

 

典型判例：广州市仙源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中大中鑫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广州远兴房产有限公司、中国投资集团国际理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068号）

 

裁判规则：合作者一方转让其在中外合作企业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让合同成立后未报审批机关批准的，合同效力应确定为未生效，而非无效。即使转让合同未经批准，仍应认定“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已产生，否则当事人可通过肆意不办理或不协助办理“报批”手续而恶意阻止合同生效，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行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据此，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判决义务人履行报请审批机关批准的义务。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股权转让及项目合作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法》第十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对于未经批准的，效力如何，该法没有明确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依照合同法该条规定，此类合同虽已成立，但不像普通合同那样在成立时就生效，而是成立但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对此类合同的效力则有更明确的解释，即：“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因此，二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及项目合作合同》成立未生效是正确的。由于该合同未生效的原因是未经批准，而批准的前提是当事人报批，促成合同生效的报批义务在合同成立时即应产生，否则，当事人可肆意通过不办理或不协助办理报批手续而恶意阻止合同生效，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经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既然“相对人”可以自己办理有关手续，而“对方当事人”应对由此产生损失给予赔偿，那么，“相对人”自然也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办理申请批准手续。二审判决中鑫公司履行报请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义务是正确的。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8期（总第166期）。

 

3、补充协议未经审批机关审批是否当然无效

 

典型判例：香港锦程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省心血管疾病医院、第三人山西寰能科贸有限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四终字第3号）

 

裁判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其修改时同。”当事人在履行合营企业协议或合同的过程中达成的补充协议，虽然属于对原合同的修改，但其效力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加以分析。如果补充协议内容不涉及必须报经审批机关审批的事项，对于已获批准的合营企业协议不构成实质性变更的，一方当事人仅以补充协议未经审批机关审批为由主张协议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2007年2月25日《备忘录》的效力。在签订《合资合同》及《合资章程》之后，锦程公司、心血管医院和第三人寰能公司于2007年2月25日签订了一份有关九方公司的《备忘录》，对《合资合同》中合资各方出资的时间及额度进行了调整，即心血管医院在同年6月前完成相关土地手续，锦程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运作情况办理设备的进口报关以及根据土地办理情况适时注入资金，寰能公司根据项目进展和合资公司运作的实际需要分阶段注入资金确保公司的前期运作。考虑到经审批的《合资合同》已对各方出资做了明确约定，合资三方在《备忘录》中还特别约定“均同意根据甲方（心血管医院）土地手续办理的实际情况调整合资公司各方出资的时间及额度，按照上述原则实施，各方均等同于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因该《备忘录》未报经有关审批机关批准，故锦程公司与心血管医院对其效力各执一词。本院认为：《备忘录》确实变更了《合资合同》约定的出资时间及额度，但三方签订《备忘录》的背景系因心血管医院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资需要办理规划、财政、土地等报批手续，其目的并非刻意规避或者改变审批机关的审批事项而是更合理地调整各方出资时间、额度及先后顺序，《备忘录》约定的事项并非必须报经审批机关审批之事项，无需再行报批。《备忘录》系合资三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其对各方出资所做的调整是必要和合理的，其内容反映了合资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应当认定其合法有效，对合资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心血管医院在本案诉讼之前从未对《备忘录》及其效力提出过异议，在诉讼之后主张《备忘录》实质上修改了《合资合同》和《合资章程》有关出资期限的规定且因未经审批机关审批应认定未生效，与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12期（总第170期）。

 

4、以拟成立的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合同效力认定

 

典型案例：安徽华丰肉禽联合公司与合肥正大有限公司加工承揽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359号）

 

裁判规则：当事人以其拟成立的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该合同形式上虽有瑕疵，但合同双方当事人已经开始实际履行，且合同其他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正大公司原总经理许明宗与华丰公司磋商并签订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正大公司应对许明宗职务行为的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在合联公司成立之前，正大公司以其拟成立的合联公司名义与华丰公司签订合同，并开始履行，应认定其为本案所涉合同主体。该合同形式上虽有瑕疵，但正大公司和华丰公司已经开始实际履行，且合同其他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成立并合法有效。鉴于正大公司停止委托加工业务，双方对合同关系发生纠纷，继续履行合同已成为不可能，应终止履行。正大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除应当支付尚欠华丰公司的加工费外，还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华丰公司同意与正大公司以其尚未成立的公司名义订立合同，存在一定过失，且终止履行合同没有造成华丰公司的直接损失，由正大公司全额支付未履行部分的违约金有违公平原则，本院确定正大公司依据该合同约定支付三个月的违约金。华丰公司关于合联公司是签合同时临时改的，虽然合联公司没有成立，但正大公司一直在自愿履行这个合同，因而事实上正大公司就是该合同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其诉请判令正大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或全额支付未履行部分违约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正大公司关于许明宗签订合同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该合同与正大公司无关;正大公司履行合同是华丰公司、粮油公司和许明宗为逃避市场风险，对正大公司进行欺诈，是许明宗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所致;《肉鸡加工合同书》因合同主体不存在而不成立，不发生法律效力等答辩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关于尚欠加工费部分认定事实清楚，判处得当，但对合同主体、缔约责任、合同效力及违约责任认定有误，且适用法律不当，应予以纠正。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著：《经济审判指导与参考》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334页。

 

5、通过网络签订的合同效力的认定

 

典型案例：沈海星与安香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9〕朝民初字第24866号）

 

裁判规则：当事人双方虽然尚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如双方已经进行了网签，而且明确了合同的价款、标的物，则应当认定双方的合同已经生效。

 

实务详解：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对合同欠缺的上述内容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申请表和信息表中，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买卖双方、买卖标的、价款、价款支付方式等）均已由沈海星与安香云进行了确认。双方向税务部门交纳了房屋的相关税费，沈海星还履行了部分附随义务，向安香云交付了房屋电卡及供暖合同。沈海星虽然提供了双方往来的电话信息，用于证明双方之间协商房款的过程，但该协商过程是在双方已经明确了房款数额后，沈海星就已经明确的房款数额反悔而再次协商的过程。双方在往来信息中并未就新的房款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法院认定双方合同已经成立。而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沈海星以双方约定的房屋价款过低为由，拒绝与安香云签署书面合同，沈海星的相关主张没有证据佐证。沈海星要求安香云履行注销网签信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现安香云要求按照网签确定的房款数额履行协议予以确认。安香云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予以支持。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12年第2辑（总第8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95—101页。

 

6、无名合同法律效力的认定

 

典型案例：太原东方铝业有限公司清算委员会与山西好世界保龄球娱乐有限公司定作与租赁电解槽合同欠款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3号）

 

裁判规则：本案系因履行3•18协议及相关协议而产生的纠纷。3•18协议包含了加工定作与租赁、回购三层意思，其不同于融资租赁合同，也不同于借贷合同，属于定作与租赁电解槽欠款纠纷。3•18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企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3•18协议约定好世界公司出资4000万元让东铝公司定作54台电解槽，以解决东铝公司生产能力不足即3•18协议所称的“大马拉小车”的问题，电解槽的所有权归好世界公司，然后交给东铝公司使用并由东铝公司予以回购等内容。故3•18协议不符合借贷的基本特征。3•18协议包含了加工定作与租赁、回购三层意思。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属于定作与租赁电解槽欠款纠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18协议系好世界公司与东铝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且这种合作方式有利于企业的生产和经济发展，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该协议签订后，好世界公司依约向东铝公司投入4000万元，东铝公司也如期将54台电解槽建成，同时向好世界公司支付了租赁费，并最终回购了该54台电解槽的产权。这表明双方当事人己事实上在履行该协议。从双方签订的《参股撤股协议》的内容看，双方约定好世界公司成为东铝公司的股东只是形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3•18协议，以保证好世界公司的投资权益，并非放弃履行3•18协议而真正转为投资入股。至2005 年8月25日，好世界公司和东铝公司签订一份《转股协议》，约定3•18协议中54台电解槽产权回购事宜已履行完毕，54台电解槽产权已归东铝公司所有；好世界公司应将其在东铝公司登记的4000万元股权转让给东铝公司；本协议生效后，好世界公司不再享有东铝公司一期股权；根据3•18协议，东铝公司截至2003 年5月30日仍欠好世界公司5537万元人民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院认为，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和性质系好世界公司和东铝公司在3•18协议签订5年并履行后，双方自愿达成的有关债务结算的合同。该合同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合同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792—801页。

 

7、当事人未就合同条款进行协商的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定

 

典型案例：卫勤俭诉中保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台山市支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台山市支行下川营业所渔船保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裁判规则：海上保险合同并非要式合同，只要被保险人投保意思和保险人承保意思真实且一致，保险合同就成立。因此，即使投保单是由保险代理人而非被保险人填写，但被保险人向保险代理人明确提出投保请求并缴纳保险费足以表明其投保的意思，保险代理人收受保险费并代为填写投保单和办理相关手续的行为也表明其同意承保的意思，双方虽未就保险条款进行协商，但按商业惯例应认为双方已按渔船保险格式合同达成了协议，保险合同成立。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被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单证，但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单证签发与否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

 

实务详解：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卫勤俭起诉时提交的《现金缴款单》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渔船险投保单》，原审被告农行营业所出具的《关于卫勤俭渔船保险的投保经过》以及农行营业所副主任杨日滚的书面证言都证实，卫勤俭是为订立保险合同而派人携现金来农行营业所，携带的现金已被农行营业所作为保险费收账。这些证据足以证明保险合同已经成立。本案的渔船险投保单由保险代理人代填写，投保人没有签字盖章却有保险人“中保财产公司台山支公司”的印章。渔船险投保单理论上应当由投保人（船东）逐项填写并签字，但事实上不能排除保险人或者保险代理人代投保人填写的情况。保险人或者保险代理人在保险业务操作中掌握主动权，这种不规范操作的后果应当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代理人承担，不能由投保人负责。要求投保单由投保人逐项填写并签字，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投保人和保险人或者保险代理人因投保人是否提出投保申请发生纠纷。由于本案的保险代理人和投保人在诉讼中都承认投保单内容是投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对此没有争议，投保单的法律效力应予确认。由于被上诉人卫勤俭与原审被告农行营业所已经就渔船保险一事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特别是卫勤俭已经履行了投保人交纳保险费的义务，且此项费用已经被农行营业所妥收入保险费帐户，农行营业所代理上诉人台山保险公司与卫勤俭订立的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保险手续只是对保险合同的一种书面记载，并不能等同于保险合同。保险手续没有完善，不等于保险合同没有成立。就本案说，卫勤俭作为投保人，符合其意思表示的投保单已经填写出来，保险费已经交纳，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的义务已经完成。剩下的手续，应当由保险人或者其代理人去完善。农行营业所的工作人员为了促成此笔保险业务，同意给卫勤俭代办船舶年检证书，这是二人之间的另一法律关系。台山保险公司借此将农行营业所的工作人员说成是卫勤俭的代理人，把必须由农行营业所去完善的保险手续说成是必须由卫勤俭完成，而农行营业所的工作人员同意给其代理，不仅与事实不符，且于理不通。台山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3期（总第71期）。

 

8、使用伪造、变造的公司印章签订的合同效力认定

 

典型案例：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诉中国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二终字第155号）

 

裁判规则：有争议的合同文本经司法鉴定认定，一方当事人的签名系伪造，印章系变造，且经当事人举证和人民法院查证，均不能证明变造的印章为该当事人自己加盖或授意他人加盖，也不能证明该当事人有明知争议合同文本的存在而不予否认、或者在其他业务活动中使用过变造印章、或者明知他人使用变造印章而不予否认等情形，故不能认定或推定争议合同文本为该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盖章可以产生合同成立的效果。合同书上盖章的意义在于证明该合同书的内容是印章记载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此时合同书上的印模具有证据的作用。加盖真实印章的合同，其权利义务由该当事人承受。本案讼争的《不可撤销担保书》，加盖的是以中基公司贸发部的印章变造后的中基公司印章，不是中基公司的正式印章，《不可撤销担保书》并不当然代表中基公司的意思，当然也不代表中基公司贸发部的意思。中基公司是否应当依据该《不可撤销担保书》承担担保责任，需要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综合判定。如果加盖变造印章的行为是中基公司本人所为，则该印章虽为变造，但仍能代表中基公司的意思表示，中基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中基公司贸发部的印章在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时为中益集团持有，建行浦东分行经办业务人员虽称《不可撤销担保书》是交给中基公司办公室主任章志忠、由该公司盖章，但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不能辨认章志忠，其所称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变造印章系由中基公司加盖的事实不能得到印证。因此，建行浦东分行所称《不可撤销担保书》加盖变造印章系中基公司所为没有证据佐证。经本院委托司法鉴定认定建行浦东分行《不可撤销担保书》上中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系伪造、公章系由其他公章变造盖印形成的，且经当事人举证和本院查证均不能证明该变造的中基公司章系中基公司自己加盖或者授意他人加盖的，不能证明中基公司明知该担保书的存在而不作否认表示，也不能证明中基公司自己在其他业务活动中使用了该变造的中基公司章或者明知他人使用该变造的中基公司章而不作否认表示，《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的签名和变造的中基公司印章均不能认定或者依法推定为中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不可撤销担保书》不成立，中基公司不应承担上海中益公司对建行浦东分行450万美元借款本息的担保责任。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7期（总第93期）。

 

9、当事人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以及更名前的单位公章签订的合同是否影响合同效力

 

典型案例：泰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洋浦华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资产管理委托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217号）

 

裁判规则：当事人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及公章签订合同，若其更名前后属同一主体，且更名后对该合同予以认可，则不应因此否定合同的效力。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华洋公司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以及更名前的单位公章签订的合同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华洋公司使用其更名前的名称及该单位公章签订合同，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关于更名企业名称和印章使用的相关规定，但究其实质，由于更名前与更名后的企业实属同一主体，且对于本案所涉债务，更名后的公司在一、二审均予以认可，故不应因华洋公司在使用公章及名称上具有表面瑕疵而否定四方协议的效力。

 

案例索引：载《民商事审判指导》2006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61页。

 

10、对当事人协议中约定的“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内容的认定

 

典型案例：浙江顺风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6年8月4日判决）

 

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签字”与“盖章”中间使用的是顿号，其与《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规定的内容不相同。它的区别在于《合同法》在“签字”与“盖章”中间使用的是“或者”，而双方当事人协议使用的是“顿号”。“或者”前后词语是选择关系，只要具备其中之一即可。而“顿号”前后两个词语系并列词语，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两者均具备才符合约定条件。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2004 年10月26日宁波分行与顺风公司签订的《还款协议》的效力问题，认为宁波分行与顺风公司对还款协议的生效条件作出特别的约定，即协议在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时生效。关于该协议中“签字、盖意”之间的顿号应如何理解，即签字与盖章应同时具备还是具备其一即可认定协议生效。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中所表述的“签字、盖章”中的顿号，是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其前面的“签字”与后面的“盖章”系并列词组，它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双方当事人该项约定意思表示清楚、真实，应认定为有效。另从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内容看，其专门设定了双方加盖公章与负责人签字栏目，在该协议中宁波分行既签署了负责人姓名也加盖了单位印章，而顺风公司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未加盖单位印章。由于顺风公司未在《还款协议》上加盖单位印章，不具备双方约定的生效条件，因此，宁波分行依据该协议主张权利，事实依据不足，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还款协议》巳生效，并依照该协议约定的数额判决顺风公司返还贷款本金不妥，应予纠正。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6年第3辑（总第27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7页。

11、合同的形式瑕疵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

 

典型案例：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兰州陇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

 

裁判规则：合同一方仅在合同上加盖了公章而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字或者盖章，合同均可发生法律效力，故合同并不因未同时具备签字和盖章的形式上的瑕疵而应当认定无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展期合同存在形式瑕疵是否影响合同效力问题。尽管在个别展期合同中，合同一方仅加盖了公章而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的规定，签字或者盖章，合同均可发生法律效力，且合同当事人对此并不持异议，而天津磁卡出具反担保函的时间是在展期合同签订并履行之后，其亦未对此提出异议，故展期合同并不因未同时具备签字和盖章的形式上的瑕疵而应当认定无效。同理，尽管在2002年的展期还款协议书上盖有陇神药业2003年才使用的公章，其不符合公章使用的规定，具有瑕疵，但由于该公章为同一主体的公章，且陇神药业与拱星墩支行、德昌公司对展期事实并无异议，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在签订反担保合同之时，该展期合同已签订，天津磁卡亦未提出异议，故该瑕疵亦不影响展期合同的效力。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民商事审判指导》2009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174页。

 

12、当事人对合同效力约定所附条件的认定及其对合同是否生效的影响

 

典型案例：青岛市崂山区国土资源局与青岛南太置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106号）

 

裁判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所附条件，是指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成就与否作为合同效力发生的根据。该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约定的、合法的事实。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审批或者批准的权限和职责，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畴。当事人将上述权限和职责约定为合同所附条件，不符合法律规定。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所谓附条件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是否成就作为合同效力发生的根据。合同所附条件，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不确定的事实，是当事人约定的而不是法定的，同时还必须是合法的。在我国，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审批或者批准的权限和职责，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而不属于当事人约定的范围。当事人将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的审批权或者批准权约定为附条件的合同中的条件，不符合合同法有关附条件的合同的规定。当事人将法律和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政府机关对有关事项或者合同的审批权或者批准权约定为附条件的合同中的条件，同样不符合合同法有关附条件合同的规定。根据合同法规定精神，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将法定的审批权或者批准权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视为没有附条件。将法律未规定为政府机关职责范围的审批权或者批准权作为包括合同在内的民事法律行为生效条件的，同样视为没有附条件，所附的“条件”不产生限制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本案崂山区国土局与南太公司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尚需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本合同自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虽然表明双方约定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生效条件，但该条件不属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附生效条件合同的条件，并且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有关批复中明确指出，具体建设项目提供用地情况经青岛市国土资源部门及时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备案，表明不需要报经批准。因此，双方关于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需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生效的约定，对本案所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产生限制合同效力的法律效果。崂山区国土局认为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以此为由主张所涉土地出让合同未生效，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认为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政府报送的请示中是否包括合同约定的“出让方案”，不影响该合同的效力，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3期（总第125期）。

 

13、彩票合同的成立生效要件

 

典型案例：吕斌诉湖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彩票纠纷案（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2008〕东民初字第576号）

 

裁判规则：彩票合同作为无名合同，在法律适用上，应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从《合同法》总则规定来看，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以订立书面合同为合同成立的要件外，合同双方当事人就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及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达成意思表示一致时，合同即成立。

 

实务详解：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彩票合同是一种无名合同，其实质是投注者通过支付一定的对价向彩票发行人交换一个中奖机会。2008年10月19日，原告吕斌通过网络QQ向被告湖北体彩中心的销售代理人刘军发送两组数据，共15796注投注足球彩票胜负游戏第08073期，并在网上支付了部分票款1.5万元，连同前期中奖款项，双方约定剩余票款第二天取票时付清。在原告的授意下，刘军同意为其打印上述15796注彩票，原告即与被告形成合同关系，原告的主要义务是向被告支付购票款，被告的主要义务是向原告移交打印有上述15796注的彩票。原告支付部分票款，双方达成一致，故不应视为违约，被告无法履行合同给付义务向原告交付打印有上述15796注数据的全部彩票，构成违约，依法应当赔偿原告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原告可得收益。根据2008年10月20日足球彩票胜负游戏第08073期开奖结果，如双方彩票合同得以完全履行，即被告湖北体彩中心向原告吕斌移送了打印有上述15796注数据的全部彩票，原告可中得一等奖一注、二等奖四注，税后实际收益613498.54元。因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被告理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10期。

 

14、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房地产划拨转让合同的效力

 

典型案例：湖南省总工会诉长沙市卫生防疫站房地产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0月30日判决）

 

裁判规则：双方当事人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订立房地产划拨转让合同，并已办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依法应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是否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生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并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又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因此所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防疫站主张的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即总工会未领取房屋产权证，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一日，按3%交纳赔偿金的违约条款，参照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显属过高。因此，原审法院撤销了协议中的这一条款，确认其余部分继续有效，是正确的。协议订立后，总工会按约定向防疫站交付了转让费。防疫站不能以建筑材料涨价，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短缺为借口，不按期向总工会交付3栋住宅楼。防疫站违反协议，给总工会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3年第4期。

 

15、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

 

典型案例：南宁桂馨源房地产有限公司诉柳州市全威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终字第46号）

 

裁判规则：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时，转让人虽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在诉讼前已经取得该证的，应认定转让合同有效。当事人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未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或对转让土地的投资开发未达到投资总额25%以上的，属转让标的瑕疵，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全威公司、超凡公司与桂馨源公司于2003年9月18日签订的《土地开发合同》约定，全威公司、超凡公司将柳州市柳石路153号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桂馨源公司，桂馨源公司向全威公司、超凡公司支付2860万元土地转让价款，故本案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该《土地开发合同》为三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同签订前，柳州市国土资源局已同意全威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讼争土地的使用权，双方订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本案一审起诉前全威公司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讼争土地具备了进入市场进行依法转让的条件。而土地出让金的交纳问题，属土地出让合同当事人即柳州市国土资源局和全威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其是否得到完全履行不影响对本案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故超凡公司提出的因《土地开发合同》签订时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土地出让金未全部交清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认定该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投资开发的问题，《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土地转让时投资应达到开发投资总额25%的规定，是对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标的物设定的于物权变动时的限制性条件，转让的土地未达到25%以上的投资，属合同标的物的瑕疵，并不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中的该项规定，不是认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因此，超凡公司关于《土地开发合同》未达到25%投资开发条件应认定无效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7期（总第105期）。

 

二、附条件、附期限合同的效力

 

16、约定数个生效条件的合同的生效认定规则

 

典型案例：彭丽静与梁喜平、王保山、河北金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219号）

 

裁判规则：合同约定数个生效条件的，若其中一个条件成就，而其他条件的不成就并未实际影响合同履行的，应当认定合同生效。夫妻双方共同共有公司股权的，夫或妻一方与他人订立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应当根据案件事实，结合另一方对股权转让是否明知、受让人是否为善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能够认定另一方明知股权转让，且受让人是基于善意，则股权转让协议对于另一方具有约束力。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履行，并办理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上诉人彭丽静主张其未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名，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本案涉及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第13条约定：本合同自甲乙双方四人、金海岸公司签字后生效，各保证人盖章后保证合同生效。上诉人彭丽静主张合同书未满足约定的生效要件和有效成立的法定条件，不应受法律保护。但是，该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了两个生效条款，除上述条款外，合同书第4.1条还约定了：“合同签订后20日内，乙方（王保山）以金海岸公司的名义支付预备役师土地转让费1500万元（包括前期已打入预备役师指定账户的200万元），乙方支付此款之日起合同生效。”在这两个条款中，合同书第4.1条的约定是附条件的合同生效条款，王保山实际履行了合同。股权转让合同的条件成就，该合同有效成立。因此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并实际履行。彭丽静未在股权转让合同上签名，只是股东在办理股份转让和公司变更手续方面存在的瑕疵，而这一瑕疵并未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履行。彭丽静对此明知，且并未提出异议，因此，股权转让的瑕疵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关于梁喜平代彭丽静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签署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的效力问题。本案的上诉人彭丽静与被上诉人梁喜平系夫妻关系，金海岸公司是其夫妻二人共同开办的，丈夫梁喜平占80％的股份，妻子彭丽静占20%的股份。夫妻二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应当以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夫妻二人登记注册公司时应当提交财产分割证明。但是，本案当事人夫妻二人在设立公司时并未进行财产分割，应当认定是以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设立公司。彭丽静和梁喜平用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出资成立公司，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或者妻子的公司股份是双方共同共有的财产，夫妻作为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彭丽静与梁喜平转让金海岸公司股权的行为属于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二人均应在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上签名。但是，对于梁喜平代彭丽静订约、签名的效力问题应当综合本案事实，根据彭丽静对于股权转让是否明知、王保山是否为善意等因素予以分析认定。本案查明的事实是，彭丽静与梁喜平夫妻二人由中间人尹广宗介绍认识了王保山，共同协商股权转让事宜；王保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通过上诉人夫妇提供的部队账户，以金海岸公司的名义向预备役师支付土地出让金200万元；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夫妇共同开办的石家庄市远大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提供保证；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向夫妇共同开办的远大公司和河北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岸公司）交付股权转让款；王保山持有彭丽静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王保山持有金海岸公司的全部证照、印章、资料原件，金海岸公司的住所地进行变更；王保山已经支付了494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变更了金海岸公司的股东手续，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后实际控制了金海岸公司。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彭丽静参与股权转让的签订和履行，转让股权是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王保山有理由相信梁喜平能够代表妻子彭丽静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梁喜平陈述彭丽静曾中途停止谈判，股权不再转让。但是，彭丽静不能举证证明其是否通知王保山终止股权转让。彭丽静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实，并未提出异议和阻止其丈夫梁喜平转让其股份，应当视为同意转让，梁喜平代彭丽静订约、签名转让股权，对于彭丽静有约束力。彭丽静上诉主张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梁喜平和王保山恶意串通，侵犯了其优先购买权，但是，彭丽静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王保山与梁喜平恶意串通构成侵权的事实。因此，上诉人彭丽静以其没有在股权转让合同、股东会决议上签名，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被上诉人梁喜平和王保山恶意串通侵犯其优先购买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5期（总第151期）。

 

17、约定办理公证后生效的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

 

典型案例：陕西伟易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陕西华安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40号）

 

裁判规则：当事人约定合同办理公证后生效但未办理公证，虽然一方己部分履约，不能认定合同生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华安公司与伟易达公司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该协议履行过程中，华安公司与伟易达公司、世纪公司又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书》，该份协议由于没有办理公证，未能满足协议的生效条件，虽然伟易达公司支付了华安公司部分股权转让款的利息，但并不能因此认定《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书》已经生效。故华安公司与伟易达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仍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伟易达公司关于《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书》已经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案例索引：载《民商事审判指导》2006年第2辑（总第10辑），第283—286页。

 

18、主合同的效力能否决定补充合同的效力

 

典型案例：中国电子工业深圳总公司与无锡灵山商业旅游城置业有限公司、中国交通银行无锡市东门办事处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1997〕民终字第118号）

 

裁判规则：补充合同约定以公证处出具公证证明为生效条件，未经公证的，补充合同不因主合同生效而生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关于“经公证处公证，由公证处出公证证明”的约定，是《补充协议》生效的条件。但该《补充协议》后并未经公证，故因约定的生效条件没有成就而未生效。当事人提出的“即使《补充协议》未公证，因为其是主合同的从合同、附件，也不影响合同效力”的理由不成立。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解析——房地产案件专集》，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9页。

 

19、当事人阻止合同生效条件成就的合同效力

 

典型案例：刘裕俊与上海华泰房产发展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提字第11号）

 

裁判规则：一方当事人为了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致使约定的公证手续这一合同生效条件无法继续办理的，应当视为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合同已经生效。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公证程序受阻的最初原因在于公证机关提出了对出售合同个别条款写法进行修改的建议，但华泰公司取走全部出售合同原件后，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出售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和方式的修改要求，与公证机关的建议无关。华泰公司因为自己提出刘裕俊在30日内以美元支付全部剩余房款的要求没有得到刘裕俊的同意，而多次拒绝了刘裕俊和公证机关要求其继续办理公证手续的要求，并不再提供其掌握的所有出售合同原件。华泰公司的行为已经属于为了自己利益不正当地阻止合同生效条件成就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视为生效条件已经成就，出售合同已经生效。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编：《审判监督指导》2010年第1辑（总第31辑），第77—85页。

 

20、经事后补正生效条件的合同效力的认定

 

典型案例：严新昌与通辽市科尔沁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终字第92号）

 

裁判规则：合同约定以公证作为合同生效条件的，当事人虽未亲自到场参加公证程序，但其事后行为表明其对公证事项认可并对合同办理公证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的，应认定合同生效条件已成就。

 

实务详解：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严新昌与国资公司在《资产有偿转让合同书》中约定，合同需经公证后方可生效。合同签订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证处于2000年8月16日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公证时，严新昌虽未到场，但于同年9月5日，严新昌到其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公证处要求办理公证，以证明其个人身份并表示将公证事项用于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办理公证。浙江省湖州市公证处的公证书证明，公证内容用于在通辽市办理有关《资产有偿转让合同书》手续。严新昌将浙江省湖州市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电传给李希东，亦应视为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证处公证行为的认可。由此可以认定严新昌对合同公证事宜是清楚的，且对合同办理公证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故严新昌关于其未参加公证，合同未生效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应支持。

 

案例索引：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案大系（民事卷一2001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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