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对2017年3月1日前已作出生效裁判、只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且未明确债务性质的案件，可以在执行程序中审查确定究竟按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执行，但必须保障债务人配偶的程序权利。

对于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如果债务人的配偶对属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异议，执行机构经审查也不存在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的情形，（作者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解答》中列举了9种情形：(1)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2)夫妻一方擅自举债资助与其没有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产生的债务；(3)夫妻一方因继承或者受赠归其个人所有的财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债务；(4)夫妻一方管理个人财产所产生的债务；(5)夫妻一方擅自对外担保且另一方未因担保行为获益所产生的债务；(6)夫妻一方因刑事犯罪被判处的财产刑部分；(7)夫妻一方因赌博、吸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债务；(8)为支付夫妻之间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所产生的债务；(9)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个人债务。远远超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增加的两种情形。）就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包括配偶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经执行仍不足清偿的，可以执行债务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如果债务人的配偶以该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或者对登记在其名下的财产是否系共同财产或财产份额提出异议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办理。异议人或者申请执行人对执行机构审查异议所做出的裁定不服的，可依法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或者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106号执行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解答》(浙高法〔2014〕38号)

评析：司法实践中，由于债权人考虑到举证难度、诉讼效率等因素往往只起诉夫妻一方(出具借据方)承担偿还责任，而审判部门以合同相对性为由不追加其配偶为被告，也不审理债务的性质。故只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且未明确债务性质的裁判大量存在。

在此类裁判的执行中，对于执行机构能否审查确定债务性质，能否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等问题，地方法院莫衷一是，做法各异。最高人民法院不同部门、同一部门前后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2012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给山东高院《关于能否在执行程序中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答复》(〔2012〕执他字第8号)认为，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属于实体问题，在涉案生效判决并未明确的情况下，不应通过执行程序直接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信箱《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作者注：载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8292.html，2016年11月24日访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也持同样的观点，（作者注：《家事审判改革为相关立法提供实践依据——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3月3日），认为应当给予债务人配偶利用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106号执行裁定书中认为，对于属于共同债务的事实比较清楚，配偶另一方争议不大的，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直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包括已离婚配偶)个人财产。但对于事实比较复杂、配偶另一方争议较大、难以对债务性质作出简单推定的，应通过审判程序审查确定。这类案件中鉴于仅通过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查，对异议人的程序权利保障不够充分，故以不通过复议程序对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作出最终判断为宜，而应当根据案外人异议的程序，由配偶另一方提起诉讼进行救济。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当时还兼任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在2016年1月9日全国法院执行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总结讲话中认为：“执行依据未明确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的，如果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不能证明非夫妻共同债务的，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可以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配偶(包括已离婚的原配偶)的个人财产。配偶有异议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救济。这样处理，兼顾了实体法的规定及审执分离原则，是目前法律框架下较为妥当的安排。对于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判决未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在执行程序中不予追加另一方为当事人，而是直接执行共同财产与另一方的财产，给另一方留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机会”。这一意见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解答》完全一致。

2017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由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法释〔2017〕6号，2017年3月1日起施行)，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新增两款，强调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同时下发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法〔2017〕48号)，其中强调要保障未具名举债夫妻一方的诉讼权利，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有人据此认为执行程序中审查确定债务性质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目前，还大量存在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生效裁判只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且未明确债务性质的执行案件，如果全部让债权人再去提起确认系共同债务之诉，显然不现实。对此类案件，如果执行中简单、机械地不去确定债务性质，不执行配偶名下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极可能导致债务人逃债成功，债权人利益受损，从而招来全社会的负面评价。况且，如果债务人的配偶对属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异议，意味着其自愿放弃诉讼权利；如果其有异议，有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未经审判程序，不得要求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冲突。因此，实践中，对于2017年2月28日前已作出生效裁判、只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且未明确债务性质的案件，仍可按最高人民法院〔2014〕执监字第106号执行裁定书的精神，参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操作。

至于在2017年3月1日之后，如果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以个人所举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具名债务人与其配偶共同承担清偿责任，则需要同时起诉具名债务人与其配偶。而审判庭也必须对债务性质进行审理并作出内容明确的裁判，作为执行机构，只需按生效裁判执行即可。

2.债务产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执行依据确定夫妻一方为债务人，但未明确债务性质，执行程序中判断债务性质时，如何分配举证责任？

答：执行机构可根据案外人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重点围绕租赁合同的真实性、租赁合同签订的时间节点、案外人是否占有案涉房屋等问题进行审查。如果租赁合同真实、合同签订于案涉房屋抵押、查封前且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依据合同合法占有案涉房屋至今的，执行中应当保护案外人的租赁权。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非住宅房屋时案外人主张租赁权的若干问题解答》(浙高法办〔2014〕39号)

评析：人民法院在执行中拍卖被执行人的房屋包括已设定抵押的房屋时，经常遇到案外人以其对该房屋享有租赁权为由，主张拍卖不破除租赁。其中不少租赁关系明显存疑，表现在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约定最长租赁年限、声称数百甚至上千万的租金已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付清等。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虚构租赁关系，要求法院不予采信。如何对这些租赁关系进行审查，几乎每个执行人员都遇到过这个难题。

租赁权是基于租赁合同产生的对租赁物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此，首先需要出租人和承租人建立真实的合同关系。其次，租赁权本质上虽属债权，但具有物权的对抗效力，也即《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租赁权要取得物权的对抗效力需要经过公示，这不仅是学界共识，也为多国立法所要求。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虽确立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但更多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而非公示方式加以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强调了占有对于租赁的意义。该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就同一房屋存在数份有效租赁合同、承租人均主张履行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按照占有、登记备案、合同成立在先的顺序确定履行合同的承租人。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主要负责人在《人民法院报》“深化执行理论指导执行实践”专栏系列文章之一《执行程序中租赁权的认定与处理》一文中也提出，执行程序中应对《合同法》第229条作限缩解释，以占有作为认定租赁权成立与否的标准。故我们认为，应将租赁权的公示标准确定为占有。再次，对于已设定抵押或被法院查封的房屋，租赁权要取得对抗抵押权人和申请查封的债权人的效力，还要求租赁权必须设定在先。综上，对租赁权的审查标准应当包含以下三个要件：租赁合同真实；租赁合同签订于被执行房屋设定抵押或被法院查封前；案外人已依据租赁合同占有租赁房屋。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经占有且至今占有案涉房屋：

（1）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经在且至今仍在案涉房屋内生产经营的；

（2）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经领取以案涉房屋作为住所地的营业执照且至今未变更住所地的；

（3）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经由其且至今仍由其支付案涉房屋水电、物业管理等费用的；

（4）案外人在抵押、查封前已经对案涉房屋根据租赁用途进行装修的；

（5）案外人提供其他确切证据证明其已在抵押、查封前直接占有案涉房屋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非住宅房屋时案外人主张租赁权的若干问题解答》(浙高法办〔2014〕39号)

评析：对案外人是否已依据租赁合同占有租赁房屋的审查判断是决定执行程序中应否对其租赁权给予保护的关键。为防止出现“拿了钥匙换把锁”就构成占有的简单化认定，我们认为，案外人须在抵押、查封前占有并至今占有案涉房屋，且为依据租赁合同的合法占有、直接占有。在征求意见时，有人提出经出租人同意的转租也应认定为第一手承租人的占有。我们认为，转租说明第一手承租人在生产经营上对所租赁房屋并不存在依赖，与“租而不用”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而且出租人(即被执行人)是否同意转租极易伪造，故未采纳这种意见。本解答列举了4种可以认定为占有的情形供执行机构在审查时参考，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上述4种情形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占有，本解答还规定了兜底条款。

值得一提的是，在租赁合同订立时间与案外人占有租赁房屋的时间不一致的情况下，租赁权设立的准据时间点应以占有时间为准。